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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再来一次侵华战争会怎样

来源:http://www.lfxindai.com 作者:澳门金莎娱乐场网址 时间:2019-09-03 23:41

1,我相信伦理一致原则。一个人如果在正常生活中就习惯溜须拍马,欺下媚上,相信强权哲学,喜欢教育别人说“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能有什么办法”,那么在果真被外族侵犯敌寇强占的时候,这些人是否会利马脱胎换骨变得慷慨悲壮义勇无敌起来?我不确信。
  
2,《叶问》里的群众们,有欲做汉奸而不得的可能。李钊当翻译,做汉奸,是因为做过警察,会日语,有可以利用的地方,有可以当汉奸的资本。武师们去跟日本人练打,只为挣一小袋米,其实也是在和日本人合作,为日本人提供差不多是娱乐业的服务,本质上和李钊并无太大不同。本来尚武之人,相比普通人当更看重骨头的分量,但饿着肚子,背后还有一家老小等着数米下锅,也就都管不了那么多了。如果他们也做过警察,也会日语,或有其他可供利用之处,而日本人有意招抚的话,我认为不会有太多人会拒绝。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3,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统治阶层推行的奴化教育在能取得良好统治效果的同时,一定也会让被奴化阶层完全流失反抗强权的血液,所以每逢改朝换代只要大势一定,被奴化阶层的生活理想无非是再次坐稳奴隶。蒙元满清的入主中原都是很好的例证。有历史学家认为,日本侵华的失败,实际上主要是处在现代国际格局下的失败,比如让美国卷入战争,并因为战争手段骇人听闻地反人道而引发国际力量也就是盟军的大反扑。如果换做世界地图还没有完全连缀起来的时代,日本人最终取胜并建立新帝国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那也许我们今天就没这些跟日本人打拳的电影了,电视上倒可能全换了昭和天皇辛勤治理天下的大戏。
  
4,《叶问》片尾,群众振臂高呼要冲击日本人,日本人居然没开枪。如果开枪的话,我不知道最大的可能是大家集体赴死,最终血染当场,还是会本能地抱头鼠窜,两三分钟之后诺大比武台上下不见一个人影。
  
5,《叶问》的武打很好看,导演看上去也是在夹带私货地怀疑民族主义,但听说还是有很多观众会在“我不过是一个中国人”这句台词上集体鼓掌。衷心希望这是因为我们确实集体脱离了奴化教育和强权哲学的笼罩,开始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果然是有骨头有气节的铮铮铁汉中国人。

开始会看这部影片是因为寝室网还没开通,而室友的电脑里正好有这一电影,无聊所以看的。看了后~还是无聊。
虽说是一部传记类的影片,而我对主人公叶问却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反而对李钊的感触颇多。
在那个动荡的年月,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无奈吧。人前,他是一个形如汉奸的走狗,骨子里,在他身上透露出比叶问还强烈的民族魂。有一幕现在让我想起来还深感震撼,就是他在叶问家门口被叶问骂作汉奸后的一段独白:我不是汉奸,我只是个翻译!我是中国人!~ 民以食为天,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为了填饱肚子而忙碌,普通百姓用自己的劳动换,会功夫的人通过赢得比武而换,那知识分子呢? 会日语的李钊呢? 除了给日本人当翻译而换得粮食,他还能怎样? 还能如何养活年迈的老母残疾的兄长年幼的弟妹? 我们,看到的只是所谓汉奸的邪恶,用伦理道德无情的批判他们的无耻,却忘记了他们也是人,有血有肉同样也肩负着家庭重负的人~ 在这并不想批判什么,只是感慨。为了在动荡年代中的那些真翻译假汉奸而感慨下罢了……

这样的题材,可能是最好处理的题材了。名人,武术,抗日,实业救国,土匪,随便哪两个名词放一起都能激荡出剧烈的火花来。但看完《叶问》,却毫无任何感觉。

叶伟信的《叶问》,可谓本年度最成功的华语商业电影。cast实力派,题材情节从框架而言落了俗套但让观众买账,其中的武打很是一流,这些不再赘言。

电影讲了两段故事。前段讲叶问之仁,后段讲叶问之义(中间包含爱国之情)。故事似有向李连杰之《霍元甲》致敬之意,如此相似之情节,除了“致敬”二字,我再也找不到其他更合适更委婉的字眼。
叶问不是霍元甲,但人生经历却与李连杰之《霍元甲》如出一辙。不知是否是那个时代的人,大都如此——身兼绝世武功,又充满仁义道德,周身都是孔孟之道中华之精神——与如今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对照多么鲜明。而后,又定会遇到外国强权,在完全劣势的情况下展开殊死一战,中华傲气震动天地……

我想说的是林家栋,或说他演的角色李钊。他所体现出来的行为、人格,还有由他所带动的一系列配角,是真正的中国人精神的体现。这个角色带给林家栋的镜头并不算非常多,在表现上的突出程度逊于任达华、行宇(武痴林)和樊少皇,但实际上,林、任和樊三个人完整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性格,而刻画最深的,就是林家栋所饰演的李钊。下面是他出现的八个场景。

这样的模式非常之好,90年代的香港拍了将近10年这样的电影,《黄飞鸿》系列轰轰烈烈莫不如此。20年过去,这样的电影仍在继续,但味道,却失去了好几分。


首先,叶问被定位在一个奇怪的位置。首先,他是一个武者。电影没有交待其武术的由来以及其性格的培养过程。电影一起初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拥有很高武术又仁义兼备的集中华仁义文化精髓的叶问。而同时,他还是一个“妻管严”。当然,仁义精神与“妻管严”并不冲突,但由于电影的表现方式等原因,却让人感觉非常的奇怪。似有一种说不出的矫情,萦绕于心头。
其实,这些都应该在电影中有所交待。比如叶问为何会是“妻管严”,除了对妻子的爱和对妇女的尊重以及其自身的道德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直接的原因。一个如此热爱武术的人居然在家不练武了,这又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他不收徒弟?叶家的经济来源又是什么?仅仅是地主么?
这些性格形成前因的缺失,导致观众对叶问这个人物非常的模糊,眼前这个叶问,可以是黄飞鸿,也可以是霍元甲,也可以是其它任何一个拥有武术和仁义的人。

第一个场景:茶馆起纷争,作为巡捕的李钊到了现场,以他的职权和手中的枪趾高气扬,目中无人。叶问出来,用武术使李钊贴服。

第二,全民练武的矫情。如果说导演想通过全民练武来展示民众的决心,但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却显得既矫情又难受。说矫情,是影片处理的时候,让不管男女老少都去练武,那场景陡然让人觉得进了桃花源,与世隔绝,全面共产主义了。说到难受,是练武之外部环境与练武之理由。当时正处于佛山被日本人攻占,民不聊生,这个小小的布厂是中国实业苟延残喘下的产物,当时应该严格受到日本人的控制,哪里能如此聚众练武?难不成日本人就没有发觉,没有阻止?至于练武之理由,面对野蛮的日本兵时,民众居然没有一个想要去练武,想要对抗的?而到了金山找这个人物出现的时候,民众居然愤怒了,居然一起练武强身了?在热兵器成为主流的时代里,金山找还在用拳头与冷兵器打天下已经够可笑了,如今又多了这么一批因为被冷兵器欺压而发誓练武的民众,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难道被人打与被人赶出家门,前者更让人愤怒?
实在无法理解,编剧or导演大人的心思。估计编剧or导演大人在那当口刚好睡着,醒来后便忘记了当时的佛山是被日本兵占领的佛山。

第二个场景:金山找来佛山踢馆,李钊一再劝叶问出手,维护佛山尊严。金山找被打败后,被李钊在旁讽刺。

第三,汉奸如何将感情宣泄?看完电影后,笔者去网络上看了点关于《叶问》的一些评论以及资料,发现我看的版本是被阉割的版本,至于有没有非阉割版,我也无法去寻找。总之,在原本的非阉割版里,金山找当了汉奸,与日本兵合作,这一段在阉割版里,轻描淡写一句话就过了——金山找把叶问在棉纱厂的消息告诉了日本兵,之后,这人物便消失了。金山找这个人物,在电影中本是一个非常能抓住观众视线的人物,如今一删除,却让人好生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广电要将这段删除?难道,现在的银幕,连汉奸这个词语都不能容身?最近读某书,只能感叹,汉奸何时都有,只是说不说明白而已!
而另一个“汉奸”李钊,本是一个悲剧人物,被柔化处理,也是只有开头没有结尾的一个人物。日本兵占领佛山之后,他当了翻译,在中国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汉奸,但是这个汉奸还不算是个坏人,他一方面为了保全自己,另一方面利用日本人不懂中文对佛山的百姓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保护。那句“我只是个翻译,我不是个走狗”,完全是对电影史上所有的翻译翻案。这个人物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整部电影的唯一一个亮点,它将传统的将汉奸一棍子打黑的现象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颠覆。首先,李钊是个小人物,得意时爱炫耀,爱仗着自己的权势欺压百姓,以显示自己,但同时又崇拜英雄,对叶问的态度从傲慢到敬佩,之后为了生存,成为日本兵的翻译,平日点头哈腰,为日本人做事,但利用翻译之便偷偷地从中协调,若叶问没有他,可能早就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化的“复杂”人物,具备文学作品中对复杂人物描述的基本要素。《叶问》在表现这个人物的时候显得大刀阔斧的感觉,有点生硬,但是绝对鲜明。
至于该人物最后的命运,电影再一次被阉割。电影中所见到的,是他与日本军官进行了搏斗,最后打死了日本军官。而被阉割的部分,是他打死了日本军官之后,愤怒的群众以为是他开枪打了叶问,愤怒的群众将他活活踢死。
——这被阉割的部分,才是电影之本原吧!

第三个场景:叶问以一打十,击败日本人,以下对话(李钊为叶问和三浦间的翻译):
三浦:再来吧。
李钊:他(三浦)想你再来。
js333金沙,叶问:我不是为这些米来的。
李钊:他(叶问)说,他会再来。
三浦:你叫什么名字?
李钊:他(三浦)想知道你的名字。
叶问:我只是一个中国人。
李钊:他叫叶问。

第四个场景:李钊来提醒叶问要小心三浦,以下对话:
李钊:你自己以后小心点,我不知道三浦会做什么。
叶问:(打李钊)走狗!
李钊:我怎么是走狗啦?他们的死关我什么事?我只是个翻译!我不用吃饭啊?!我要吃饭的!
叶问:要吃饭?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啊?!
李钊:我没有,你有,你有很多啊。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打死十个一百个!打死一千个!我是一个翻译,不是一个走狗!我是一个中国人!(最后一句用日语说,很好地体现了李钊的个性。)

第五个场景:李钊带一日本军队主任佐藤来找叶问,后对张永成(熊黛林)有非分之举,叶问将副将打倒,李钊对昏迷的佐藤泄愤,踢断他的腿。后李钊被日本人毒打,但没有透露叶问的行踪。

第六个场景:李钊回家,带回食物给其家人(母亲、断腿的哥哥和年纪尚小的弟弟妹妹),带回衣物给叶问一家(李钊将叶问一家藏在自己家里)。

第七个场景:三浦来棉花厂找叶问,以下对话(李钊为叶问和三浦间的翻译):
三浦:我想给你一个机会。效忠日本天皇,教我们皇军中国功夫。那么,你还有半点生存的权利。
李钊:他(三浦)说他很欣赏你,想让你教日本人学功夫。
叶问:我不会教日本人。你这么想看我打,我就跟你打。
李钊:他(叶问)说,他会好好考虑做教官的事。你还想与三浦将军您切磋。

第八个场景:叶问打败三浦,佐藤举枪想射杀叶问,被李钊制住,射偏的子弹打中叶问但伤不致命。副将后被李钊枪杀。愤怒的群众以为是李钊要杀叶问,将其暴打致死。


回顾这八个场景,很容易就知道,要不是李钊,叶问早就死了,没戏可唱。叶问把民族大义全揽上身,一脸严肃,一骨头的硬和倔。但他不知道他的这种性格会让他被杀,而如果他被杀,意义不会是他维护了民族尊严,有骨气,而是白死。而以他于民众的这种象征意义,他的死将是对民众意志和士气的打击,将会相当消极。

但是,叶问并不代表中国人的精神。纵观全片,仅叶问一人站出来反抗。我说,叶问是个人物,实际上我要表达的是,叶问是异类。叶问甫一出场,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大少爷形象。但武术的天赋和勤奋造就的身板和埋藏在他心底的原则又使他与传统的纨绔子弟不同,让他存在着“觉醒”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在全片的开端,叶问是一个带着玩票成分,物质生活丰腴的咏春高手。而他到片末所体现的“宗师”身份,实际上始于他感受到战乱之苦,加上目睹廖师傅之死和得知武痴林身亡才真正觉醒。至此,叶问开始抗争,对抗屈辱现实,成为宗师。

由于赋予了太多的特殊性,甄子丹所饰演的叶问,并不代表中国人的精神。而在乱世,个人甚至民族的品格是可以很容易被放大的。而处在日本侵华时代的民众,更能体现中国的文化和精神,而其中,金山找、周清泉和李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前二者,一个被赋予了很多的莽汉和汉奸形象,一个则是通过开办工厂帮助百姓的商人形象;一种其实已经被说烂了,而另一种,有能力在日占区继续经营,背后的手段的努力自是不容忽视。他们两个都带给我思考,但他们却并非重点。李钊才是。

描绘李钊这个角色很难,他太复杂,难以给予一个简单的定义。正如叶问被他接济后,也只能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李钊很会向上爬,无论他的主子是谁——在国民政府时代,他是一个警察头子,在日占时代,他是日军随身翻译官——他知道自己的用处,并知道怎样利用这些用处;李钊很小人得志,以权凌人——做警察头子时以手中的权威和枪显摆,在叶问第一次打败金山找时以佛山人的身份向金山找嘲讽,成为日军翻译官后尽管自己只是日军下达命令的一个传话筒,他仍洋洋自得。

李钊灵活、圆滑。两次充当叶问与三浦对话的翻译,是他的圆滑使叶问得以保全,他的灵活在于不只是不让叶问的话触怒日本人,他还为叶问留了很大的后退空间。在藏匿叶问一家后被日本人毒打逼问时,他也尽力为自己开脱,才没有被日本人打死。如果是传统爱国教育片,这个人物在被拷问时可能会说的是,我tmd知道但我tnnd不说。这种实在可笑。

李钊重义,尽管他所表现出很多所谓小人特质。他由始至终都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尽管恃权凌众,但他在酒楼阻止争吵和劝叶问与金山找,为的是一种秩序,和佛山武术的尊严;尽管为日本人办事,但武痴林的死实际上与他无关,也数次帮助叶问脱险,其中两次没让叶问的言语激怒日本军,一次冒着全家的安全包庇叶问一家,最后一次阻止了日本人杀害叶问,并因此被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悍然打死。

李钊能忍。被毒打也坚决没有透露叶问的信息。屈辱地充当日本人的翻译,背后是他要养的老母、残疾的哥哥和年纪尚小的弟弟妹妹。他说:“我只是个翻译!我不用吃饭啊?!我要吃饭的!”其实,他还负着至少四个人的吃饭问题。

这就是李钊,一个带出了传统中国人的形象的角色。

他卑微,但顽强。中国人委曲求全,李钊也是。中原土地多次被侵略,包括元朝的蒙古族、金或清朝的满族,到后来的多国部队、日军侵华,这是一片是非之地。但每一次,中国人都存活下来了。甚至原来的侵略者被中国的社会文化所同化。历朝历代,分合不断,经历各种苦难的中国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活着。在变化甚大的社会环境中,李钊硬是活下来了,还混得很可以。他活得缺乏尊严,对一个日本小兵都必须卑躬屈膝,但他活下来了。

他自私,但自私不仅限于自己。中国人为生存而努力着,但中国人重情,重关系。中国人知道如果只有他一个活下来,那是生存将失去意义。中国就是人挨着人或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李钊要吃饭,所以可以帮日本人做事,从实质上帮助了日本侵华,他很自私。但他肩负的岂止是他一个人的活命,他还照顾着家人,维护着叶问。如果他自私得只顾着自己,他不会维护叶问。试想,如果在他充当三浦和叶问间翻译时身旁还有人懂汉语和日语并揭穿他,他必死无疑;试想,如果被发现他把叶问藏匿在自家,他要付出的甚至是全家的性命;试想,如果不是他制止并杀死佐藤,使日本军当时有个指挥(甚至只是手枪不在他手上),愤怒的民众可能就无法将他杀死。他大气?不见得,但他的自私之中却存在一种仁慈。

他灵活,但缺乏原则。中国人缺乏信仰和原则,灵活地活着却没有方向。李钊很会往上爬,但是他不论是谁的政府,都往上爬。因为“上面”意味着“权力”,虽然这些权力的性质并不相同。中国传统的三纲到现在还影响着中国人。父纲、夫纲、君纲,这是完全的本位主义。这种思想使中国人信奉权力,敬畏处于父、夫和君这些位置的人,当然,这些位置已经延伸到包括官员、商人在内的一切有着公权力或垄断性经营权力的人和机构。但其实质上,中国人敬畏的是位置,以及位置所代表的权力,而不论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谁。这种敬畏甚至发展成一种对权力的崇拜和贪婪,前者造就奴才,后者导致争名夺利。失去了原则和信仰的人,容易迷失。

他忍受,但更是妥协。李钊对日本人所有的,是恨。李钊面对日本人,在表面上是毕恭毕敬的。日本人的吩咐,他照做不误。被日本人毒打,他默默忍受。中国人面对压迫,很大部分人选择了一味的忍受和妥协,并美其名曰:包容。这与胡适式的妥协不一样,胡适式的妥协是在抗争中为自己争取权力,但在既得利益者之前,还是需要忍让,不谋求一步到位,但争取不断使自己处在具进步空间的位置之上。但中国人把妥协演绎得太极端了,就是不断地忍受,直至忍无可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多起义造反而少改革改制。其实只要统治者不时施舍蝇头小利,把握好压迫的力度,要管制中国还是不难的。

他敢怒,但不敢付诸行动。在叶问打倒找他的日本人后,李钊愤怒地把昏迷的日军主任佐藤的腿踢断。这只是泄愤,有如阿Q式的精神胜利。其实,如果不是在擂台上,叶问根本毫无胜机,有很多时候,中国人在追求一种仅为象征式的凯旋,而非实质上的胜利。

他是李钊,他还活着。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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